2020年12月13日晚，北京论坛（2020）国际关系分论坛在经过议题三“国际气候政策的演变与改革”和议题四“国际公共卫生政策的演变与改革”的深入研讨后圆满闭幕。

　　生态环境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徐华清，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Joshua Busby，挪威南森研究所教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气候变化高级顾问Goerild Heggelund，乔治城大学科学技术和国际事务项目主任、教授Joanna Lewis，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4166am金沙信心之选副院长张海滨教授，乔治城大学教授 Lawrence﹒O﹒Gostin，4166am金沙信心之选国家发展研究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国恩，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全球卫生治理圆桌会议负责人黄严忠，中国全球健康学会主任委员、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原副主任韩铁如，4166am金沙信心之选外交系系主任张清敏教授，4166am金沙信心之选党委书记初晓波教授受邀发表讲话。4166am金沙信心之选国际合作部副部长谷雪出席会议。分论坛通过线上与线下会议相结合的方式举行，吸引了来自海内外高校的两百余名学生及社会各界人士在线参与。

　　分论坛的议题三“国际气候政策的演变与改革”由生态环境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徐华清主持。与会嘉宾们围绕“如何评估全球气候治理迄今所取得的进展和面临的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气候谈判和全球气候治理将产生哪些影响”等问题展开交流与探讨。

(徐华清主持)

　　徐华清主任首先介绍了习近平主席12月12日晚在气候雄心峰会上发表的题为《继往开来，开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征程》的重要讲话内容，强调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全球气候治理的新局面、新体系和新思路指明了方向，也为今天议题的讨论指明了方向。

(Joshua Busby发言)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Joshua Busby首先回顾了近年来美国温室气体减排情况，指出2019年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相比2005年下降了12.3%，但距离《哥本哈根协议》和《巴黎协定》的要求都有差距。他表示，因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下滑，预计2020年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将比2019年下降6%-12%，但随着2021年经济复苏又将快速回升。关于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的气候变化政策，Joshua Busby指出，美国国会在气候政策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根据今年的国会选举情况，民主党在参议院很难拥有多数席位，因此拜登很有可能像奥巴马总统那样使用行政手段来推进相关政策，但这很容易被继任者废除。他预计，拜登政府一是将迅速重返《巴黎协定》；二是将效仿其他国家宣布实现碳中和的时间表；三是将会把气候变化列入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并将其作为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四是将会帮助印度更好地实行稳健的气候政策；五是将对海外火电厂的投资行为施加压力；六是将利用G20和G7等多边平台推动气候外交。关于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前景，Joshua Busby希望中美能够恢复战略经济对话以及清洁能源研究中心等机制，分享有关减少城市空气污染的最佳实践等。

(邹骥发言)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在发言中详细解读了习近平主席在气候雄心峰会上宣布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他提出，中国富有雄心的减排承诺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将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提高到25％，在2015年承诺的基础上增加5％。此外，中国承诺将风能和太阳能的总装机容量提高到12亿千瓦以上，预计二十年后，可再生能源将成为实现中国未来气候政策的中心支柱。他强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对中国的GDP产生很大的影响，2030年的经济预测会比以往存在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关于目前中美两国开展合作的前景，邹骥教授认为，一个比较现实的设想是中美可以从多边对话开始建立互信和共识，比如主要经济体论坛（MEF）和中欧加气候对话平台等，再过渡到双边高层谈判，交流双方真实的关切和立场，从而为达成具体合作奠定基础。

(Goerild Heggelund发言 )

　　挪威南森研究所教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气候变化高级顾问Goerild Heggelund指出，中国气候变化政策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巴黎协定》前、《巴黎协定》至今，以及今后。她认为从1990年到2015年，中国开始逐渐关注环境气候问题，并在“十五”、“十一五”、“十二五”规划中强调能源效率，利用碳交易市场等手段鼓励减排。2015年到2020年中国的气候变化政策经历了一些波动，“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将煤炭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降至58%等一系列环保和减排要求，但2018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达到1990年的3倍。之后，中国开始大力推进向可再生能源转型，并成为太阳能和风能产业的领跑者。Goerild Heggelund提出，2020年以后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有喜有忧，有利因素一是全国人大没有制订具体的经济发展指标，二是国务院颁布了《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三是《中国制造2025》规划中强调了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不利因素包括作为污染重要来源的钢铁产业的进一步扩张等。她对未来欧盟-中国-美国的气候合作前景持乐观态度。

(Joanna Lewis发言)

　　乔治城大学科学技术和国际事务项目主任Joanna Lewis发表了题为“后2020年国际气候政策展望”的演讲，介绍了影响全球碳排放趋势的六个关键因素。第一是新冠疫情的复苏和响应以及能源行业改革的协同治理，特别是低碳技术成本的下降。在新冠大流行后的经济复苏期间，各国都在绿色能源上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和资金。第二是低碳和可再生能源行业呈现出强大的韧性，持续增长的趋势明显，特别是电力部门。增长背后的原因之一是可再生能源发电已经比化石燃料价格低廉。例如，中国的太阳能发电比煤炭更便宜。第三是全球在巴黎气候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因新冠大流行而推迟提交，目前只有19个国家提交了新的自主贡献目标，仍需作出更多努力。第四是海外煤炭融资的调整给各国增加了压力。第五是美国总统大选，拜登承诺投入2万亿美元用于气候治理，这将使得美国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同时美国和中国的气候合作也有望恢复，尽管可能仅限于具体的项目合作。最后一个因素是中国“十四五”规划中确立了减排的一系列约束性目标，包括国内碳强度、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结构中的比例，以及煤炭发电能力。最后，Joanna Lewis表示，2020年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定性十年的开始，美国和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行动显得尤为重要。

（张海滨发言）

　　4166am金沙信心之选副院长张海滨分享了他对过去30年国际气候谈判和全球气候治理进展及其未来发展的思考。他表示，2020年是国际气候谈判举行30周年。30年来全球气候治理制度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突出表现在：第一，随着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推进，国际社会对全球气候治理的目标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具体。第二，全球气候治理的原则不断演变，集中表现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中的共同因素日益强化，而区别的内涵逐步从绝对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分法”向根据各自国家能力的“具体区分”转变，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主体逐步扩大。与此同时，可持续发展原则在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中不断得到强化。第三，全球气候治理规则—温室气体减排模式从自上而下为主转变为自下而上为主，但其前景仍存不确定性。第四，国际气候谈判格局经历了明显的变化，从初期相对简单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大谈判阵营演变到今天的非常复杂的南北阵营与基于不同利益成立的各种谈判集团并存的谈判格局。第五，国际气候谈判中科学与政策之间的互动日益深化。第六，全球气候治理的基本结构经过不断演进，逐渐形成了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核心的多元多层治理结构。当前全球气候治理面临四大挑战，一是全球气候治理力度不够；二是全球气候治理存在领导力赤字；三是全球气候治理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框架不完善；四是全球气候治理的不确定性增加。新冠疫情重创世界经济，大国竞争加剧地缘政治形势紧张，加大全球气候治理难度。关于如何有效推进巴黎协定，张海滨教授强调，巴黎协定以自下而上的减排机制为最大特色，具有灵活性强、包容性大的优势，但也存在不足。其最大的缺陷是缺乏牙齿，缺乏有力的奖惩机制。如果要有效推进巴黎协定，必须做到三点：一是大国引领；二是非国家行为体发挥更大的作用；三是实现低碳技术创新。关于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后的中美气候合作前景，张海滨教授指出，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对全球气候治理是利好消息，如果能形成中美欧G3领导模式，有助于解决领导力赤字问题，将对巴黎协定的履约和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产生积极的推动和引领作用。无论谁当选，美国都会继续将中国作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对此不应有幻想。但应对气候变化是美国民主党的核心价值和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气候变化议程将高居拜登政府内外政策的重要议程应该没有悬念。中国方面已做好与美方开展有成效的气候合作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应对气候变化是中美之间最有合作潜力的领域，没有之一。中美气候合作值得期待，但鉴于众多不确定性，也不宜期待过高。

（议题三会议现场）

　　分论坛的第四个议题为“国际公共卫生政策的演变与改革”，该议题由4166am金沙信心之选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孟庆跃教授主持。与会嘉宾们围绕“如何评价国际公共卫生政策的进程”、“世界卫生组织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了哪些作用”、“如何改革全球卫生治理体制”等问题展开交流与探讨。

（ 孟庆跃主持）

（Lawrence﹒O﹒Gostin发言）

　　乔治城大学教授Lawrence﹒O﹒Gostin表示，《国际卫生条例》是WHO应对传染病的唯一正式国际条约，早在WHO成立初期就获通过，后经历多次修改，经历了非典等国际公共卫生事件，但在此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表现不尽如人意，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疫情报告制度没有如设计的那样运行；二是WHO没有独立验证国家疫情报告的权力；三是WHO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分级不合理，应制定红黄绿等多级；四是很多国家不遵守WHO关于疫情防控的建议；五是很多中低收入国家缺乏及时追踪和控制疫情的手段，高收入国家应考虑如何提供帮助；六是国际卫生领域规则缺乏强制力，如《国际卫生条例》要求高收入国家向低收入国家提供财政和经济援助以帮助其建立卫生能力，但并无强制手段；七是相关规则中有不合理的部分，如明确在一国发现的病毒所有权属于所在国，但信息分享对国际疫情防控至关重要。关于为何迟迟无法形成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国际协调，Lawrence﹒O﹒Gostin认为，第一是因为很多国家不遵守国际法，陷入民粹主义；第二是因为国家普遍关注主权问题，不愿向国际法让渡权力；第三是因为谈判国际协议的机会成本过大。最后，他表示，此次疫情告诉我们，应对全球性卫生危机时必须要推动国际合作、国际协调和国际团结，大国博弈不应将让WHO夹在地缘政治对抗中，而应强化WHO的作用。

（刘国恩发言）

　　4166am金沙信心之选国家发展研究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4166am金沙信心之选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新冠肺炎专家组成员刘国恩围绕对新冠大流行的反思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是领导力强的政府在应对新冠大流行中的作用。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防控措施，包括封城、检测、跟踪和隔离，事实证明这些举措确实能够有效遏制病毒传播。第二是文化的作用。文化会影响人们对自我隔离、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等行为的看法。南亚地区新冠病毒的感染风险相对低于欧盟和美国，也证实了文化的影响。第三是公立医院在对抗新冠大流行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最后一点是对未来应对疫病大流行策略的思考。刘国恩教授指出，我们应该重新思考这次新冠大流行中政府行动的可持续性和效率问题，另外还需要在集中医疗资源救治新冠患者时保证患有其他致命疾病的病人的治疗需求。

（黄严忠发言）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全球卫生治理圆桌会议负责人黄严忠表示，中美曾在应对H1N1禽流感、埃博拉病毒中紧密合作，共享信息和技术，但在此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却没有采取合作态度，而是互相指责。他认为，此次疫情应对出现三个新的特点，一是政治化，二是安全化，三是意识形态化。所谓疫情防控政治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病毒来源问题政治化； 二是中国与WHO的关系被政治化；三是将疫情防控与国内政治及大国博弈相联系。疫情防控安全化也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表述战争化；二是以安全手段防控疫情，如很多国家宣布紧急状态、戒严等；三是国家在安全困境下更多关注相对收益而不是绝对收益，出现了“疫苗民族主义”，或利用疫情获取军事安全利益等情况。疫情防控意识形态化则最主要体现在将疫情防控作为政治制度之争。黄严忠研究员强调，各国下一步应该在疫情防控去政治化、去安全化和去意识形态化三方面着力，一是要在边境管控等政策方面加强协调，合作应对疫情的经济影响；二是要共同支持WHO发挥作用；三是要共同帮助发展中国家；四是要支持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

（韩铁如发言）

　　中国全球健康学会主任委员、WHO西太平洋区原副主任韩铁如讨论了WHO全球慢病防治政策的演变及当下的重要意义。韩铁如主任强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是全球第一位死亡原因，国际社会应更加关注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对人类健康的重大危害。他进一步提出，控制危险因素是慢病防治的重中之重。以烟草控制为例，2003年世界卫生大会批准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WHO也通过了六项控烟政策来支持控烟框架条例的执行。但烟草控制效果仍不理想，公约各项条款执行率低于60%；以控制不良饮食、体力活动不足和超重肥胖为例，WHO在2004年提出“饮食、体力活动和健康的全球策略”并发布盐摄入和糖摄入指南，同时提出增加糖税、发放水果蔬菜补贴，但仍然很难扭转全球肥胖率的上升。韩铁如主任表示，新冠疫情爆发后，心脑血管病急重症救治、癌症筛查、早期诊断、化疗手术、高血压病和糖尿病的控制、持续性的医疗服务都受到了影响，国际卫生援助的下降、政府和社会投入的减少使得慢性疾病的防治愈加困难，甚至打断了整个慢性疾病的防控进程。他强调，我们应当聚焦重点疾病防控的不同需求，就当下而言，稳定全球慢性疾病防治大局刻不容缓。

（张清敏发言）

　　4166am金沙信心之选外交系系主任张清敏教授从卫生外交视角分享了对全球卫生治理问题的看法。他表示，卫生外交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卫生未成为外交议题；第二个阶段，卫生成为外交的工具和载体；第三个阶段，卫生成为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四个阶段，卫生成为外交的目标和核心。张清敏教授认为，全球卫生外交应坚持以人为本，加强卫生领域全球治理效能，突出国际合作的重要性。新冠肺炎疫情表明，全球卫生问题不能只从科学技术角度看，而必须从政治高度予以重视和应对。他提出，疫情防控政治化有积极和消极的两面，其中积极面体现在各国对疫情防控的高度重视，这有利于推动国际合作；消极面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使得疫情防控成为国内政治斗争的工具，引发国内的经济、社会问题；二是导致国际组织心有余而力不足，联合国、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国际组织都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三是导致领导力赤字，美国未发挥领导作用；四是使得大国关系出现严重裂痕，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最后，关于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如何协调的问题，张清敏教授表示，当下中国应当将自身的治理理念纳入到全球治理中，积极推广自身治理经验以期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同时还要发挥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议题四会议现场）

　　在议题结束后的互动环节，与会学者们分享了关于在后特朗普时代如何重建全球卫生领域合作的看法。黄严忠表示，拜登执政为中美卫生合作提供了机会，但与奥巴马时期相比仍将大大缩水，拜登虽有合作言论但无具体计划，且对华强硬已是美两党共识，中美合作变数依旧很大。韩铁如认为，历史上中美卫生领域合作一直十分有限。刘国恩认为，中美合作取决于双方意愿，卫生领域合作相对而言已经是前景较为光明的。张清敏表示，中美关系不容乐观，卫生和气候变化或许是仅有的合作空间，双方接触若不畅通，也可通过WHO等多边平台对话，另外也可在疫苗等具体技术领域加强合作。

（初晓波致辞）

　　4166am金沙信心之选党委书记初晓波致闭幕辞。他表示，国内外与会嘉宾们利用两天的时间就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的演变、国际气候政策的演变与改革、国际公共卫生政策的演变与改革等重大课题进行了深刻、全面、有前瞻性的探索和思考，达成了诸多共识，在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发出了理性、冷静和有战略影响力的声音。初晓波教授代表4166am金沙信心之选向各位参会嘉宾表示衷心感谢，对筹备此次分论坛的工作团队的出色工作给予高度评价。最后，他希望全球范围内的新冠疫情早日结束，期待明 年北京论坛能够和大家在美丽的燕园相聚。

（合影留念）